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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之一，历次共和党执政时期，它都会推出详尽的政策方案和人才储备，积极影响财政、税收、监管、外交与安全等诸多领域。在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后，传统基金会介入人员遴选与政策设计；到了2024年大选，传统基金会又牵头推出“2025计划”，试图为共和党重返白宫提供系统的施政纲领，常被外界视为特朗普的“智囊机构”。

　　IPP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维瞻指出，传统基金会其实并非特朗普的“御用智库”，双方在理念和关系上其实存在着显著分歧和差距。具体而言，首先，传统基金会历任领导人对特朗普的态度各不相同，许多研究员并非铁杆“特朗普派”，甚至对他持反感态度。其次，特朗普政府与传统基金会之间人员往来不多，特朗普团队中其实鲜有出身于该智库者，与政府和其他智库间常见的“旋转门”现象形成对比。第三，传统基金会提出的政策蓝图往往未被特朗普采纳，特朗普上任后并未严格按照传统基金会主导的“2025计划”施政。此外，在外交和安全观上，传统基金会延续强硬干涉的保守派思路，而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对全球干预兴趣不大。

　　可见，尽管传统基金会试图靠拢特朗普，但双方在理念、人事和政策上的分歧，使其并未真正成为特朗普的“御用”智库。

　　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智库之一，传统基金会在里根、小布什等共和党政府时期曾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观察人士认为，传统基金会不仅支持特朗普，也是特朗普政策思想的来源。

　　然而，事实并不简单，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执政风格与第一任期相比已经出现了变化。特朗普的政治风格与传统建制保守派格格不入，他对智库和专家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依靠直觉和小圈子决策。同时，传统基金会内部对特朗普的看法也并非铁板一块。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探讨传统基金会与特朗普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包括领导层态度、人员流动、政策契合度、外交理念、经贸主张以及支持者基础等，分析为何传统基金会其实没有真正成为特朗普的“御用智库”，并揭示这一现象对美国智库界和政治生态的影响。

　　传统基金会自2016年以来领导层多次易人，每任掌门人与特朗普的关系和态度各不相同，由此折射出智库内部对这位非传统总统的态度分歧。

　　2013年至2017年执掌基金会的吉姆·德明特（Jim DeMint）是前联邦参议员，任内努力与新兴的茶党和特朗普民粹主义接轨。

　　德明特被普遍视为美国共和党内的“茶党派”核心人物和典型的保守主义代表。2017年，德明特应传统基金会董事会的要求辞去了基金会职务。图源：路透社

　　特朗普当选后，德明特积极参与了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宣称传统基金会为新政府提供了政策蓝图，人事上也输送了人才。特朗普上任初期，曾在全国步枪协会（NRA）年会上点名感谢德明特和传统基金会支持官戈萨奇的任命。这似乎印证了德明特将基金会与特朗普路线捆绑的策略。

　　然而，过度的亲特朗普倾向引发传统基金会内部一些人的不满。他们并不认为特朗普真正秉持保守主义理念，觉得德明特让智库偏离了理性保守政策研究的轨道。2017年5月，基金会董事会要求德明特辞职，理由是管理不善和内部纷争，但背后也有对其政治路线的担忧。有董事担心德明特时代过分强调政治斗争，淡化了传统基金会作为保守思想库的角色。德明特的离任标志着传统基金会试图在特朗普时代寻找政治影响力和学术信誉之间的平衡。

　　德明特之后接任的是凯·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一位资深保守派人士，也是非洲裔女性，她在2018年至2021年领导传统基金会。詹姆斯试图修复智库内部裂痕，重新关注传统保守政策议题。

　　例如，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全美抗议时，詹姆斯发表声明谴责种族主义和暴力。她在福克斯新闻的专栏中呼吁既反对暴力也正视美国的种族伤痛。此举遭到特朗普盟友、福克斯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猛烈抨击，后者指责詹姆斯“附和左翼”，号召保守派捐款不要再给传统基金会。

　　此外，在新冠疫情初期，詹姆斯对政府封锁措施持审慎态度，一度拒绝刊登研究员抨击封锁政策的文章。这些都使基金会与激烈拥护特朗普立场的保守派媒体人格格不入。2021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后，詹姆斯选择提前卸任。传统基金会内部许多人无法接受为特朗普无条件辩护的立场。詹姆斯和执行副总裁金·霍姆斯此后不久一同辞职，反映出基金会内相对温和理性的保守派与特朗普路线之间的矛盾。

　　自2021年底起执掌传统基金会的是凯文·罗伯茨（Kevin Roberts）。罗伯茨来自德州公共政策基金会，立场更趋强硬的保守派，被视为迎合特朗普时代议题的“战斗型”领导人。

　　罗伯茨自2021年末出任传统基金会主席后，将基金会带向更民粹化的方向。其在移民等问题上的态度与特朗普高度一致。图源：路透社

　　他上任后高调关注疫情管控、校园批判种族理论等热点议题，甚至公开邀请因散布阴谋论言论被解职的卡尔森加盟。罗伯茨还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不相信拜登是合法当选总统，在大选舞弊论上与特朗普保持一致。这种态度转变使传统基金会的话语更贴近特朗普的基本盘。

　　然而，即便如此，基金会上下也并非都成了“特朗普主义”的拥趸。相反，有观点认为罗伯茨领导下的传统基金会变得更像一个政治行动组织，而不再是过去那个专注政策研究的保守智库，失去了提供“智”的功能。这种内部转向导致智库在特朗普时代的定位变得模糊起来。

　　美国政坛常出现政府与智库的人才双向流动，即所谓“旋转门”效应。然而，特朗普团队与传统基金会之间的“旋转门”效应并不明显。相比之下，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就频繁得多。

　　历史上，作为共和党智库重镇的传统基金会曾为共和党政府输送过一些官员和政策方案。然而在特朗普执政团队中，与传统基金会渊源深厚的人物并不多见；相反，特朗普更倚重个人亲信和新兴团体。一般来说，智库的价值在于“学而优则仕”：有了优秀的思想，专家就可能进入政府担任幕僚或官员；但特朗普的用人逻辑并非如此，他是先划定自己的小圈子，然后再找人来背书，甚至完全不需要找人背书。

　　2016年“过渡时期”，传统基金会确实提供了大量政策建议和人员名单，试图影响新政府议程。基金会甚至夸耀其提议的政策在特朗普上任百日内落实了近六成。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实际运作，双方距离逐渐拉大：一方面，特朗普偏好任用“自己人”。另一方面，特朗普阵营中崛起了一批新的保守派智库或团体，直接服务于特朗普的路线，绕过了传统基金会等老牌机构。

　　例如，特朗普首任预算法主管拉斯·沃特（Russ Vought）在离职后创办了“美国复兴中心”，专注选举诚信、反“深层政府”等议题。又如，特朗普的国内政策顾问、现任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Brooke Rollins）联合前政府高官成立了“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网罗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琳达·麦马洪（Linda McMahon）等亲信为其提供政策支持。

　　此外，前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与前传统基金会主席德明同创建了“保守派伙伴关系研究所”（Conservative Partnership Institute），也成为特朗普圈子的智囊团之一。《》曾指出，传统基金会正面临来自特朗普盟友新建智库的竞争压力，其昔日定义保守路线的地位受到挑战。

　　不仅如此，共和党内部的“反特朗普”势力在老牌智库中反而更容易生存。以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近年吸纳了多位特朗普政府的离职高官，成为党内保持距离甚至公开对抗特朗普的阵地之一。2020年后，前国务卿蓬佩奥、前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Nikki Haley）、前司法部长威廉·佩勒姆·巴尔（William Pelham Barr）、前交通部长赵小兰（Elaine Lan Chao）等相继加盟哈德逊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或顾问。这些人都与特朗普意见相左。

　　黑利在2024年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期间与特朗普反目，退选后旋即出任哈德逊研究所主席。哈德逊研究所近年来在对俄、对华政策上立场强硬，支持乌克兰、维护同盟关系，与特朗普倡导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共和党内的和传统保守派在特朗普时代另起炉灶，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基金会的新的权力中枢。

　　黑利在若干国际政策或对外关系上对特朗普的某些立场提出了批评。例如，她曾警告不应为俄罗斯油问题威胁印度。图源：

　　目前来看，无论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是在其第一任期卸任后筹划东山再起的阶段，传统基金会都没有像外界想象那样与特朗普团队形成密切的人才流动和影响互动。特朗普内阁中并未大规模安插具有传统基金会背景的人士，基金会只是临时雇用了一些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给自己壮声势，双方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旋转互动。他身边的智囊网络更多依托新兴机构而非传统基金会。这种“旋转门”效应的缺失使传统基金会在特朗普时代显得有些尴尬。

　　2023年，传统基金会牵头联合众多保守派专家撰写了一本长达900页的“2025计划”，涵盖政府架构重组、政策方向调整等方方面面。阵营抓住这份报告大做文章，警告选民这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激进议程。特朗普为了避免被贴上过于激进的标签，在2024年竞选过程中多次公开撇清与“2025计划”的关系，甚至形容其中某些主张“糟糕透顶”（abysmal）。

　　特朗普急于切割，无疑是出于选举考量，避免因过激立场而流失中间选民。更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并非特朗普亲自授意。尽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诸多举措与这一计划高度契合，但并不代表传统基金会对他产生了影响，只能说双方“不谋而合”。

　　围绕“2025计划”的批评集中在行政权力集中、民权与少数群体权益风险等。图源：

　　毕竟，传统基金会“2025计划”中的许多主张本就是保守派长期以来的共同诉求，例如打击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打击非法移民等议题早已在保守派群体内部获得广泛支持。特朗普与该计划观点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与传统基金会事先有过谋划。

　　诚然，该报告的作者团队中确实有人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职，但他们所倡导的也都是保守派长期以来呼吁的政策。表面上，传统基金会依然对特朗普表现出支持姿态，但在具体政策互动中，其作用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举足轻重。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很多重大改革上常凭直觉决策，有时甚至比智库提供的方案更加激进。例如，“政府效率部”就不是出自于传统基金会。该机构成立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布备忘录，冻结所有涉及特朗普行政令的补助、贷款和联邦援助项目，以便重新审查资金用途。这一举措并未在“2025计划”中明确提及。由于引发法律和执行层面的混乱，几天后白宫被迫撤回相关备忘录。

　　此外，特朗普打击政敌也不是完全出自于基金会的建议。“2025计划”仅仅提到前情报官员，特朗普则走得更远，不仅针对前情报官员，也准备取消多位知名人士（包括拜登总统、前副总统哈里斯、希拉里·克林顿等）的安全许可。还有，他主张对所有外国商品一律征收10%的关税，甚至扬言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60%的惩罚性关税——这种极端主张已超出任何智库建议的范围。

　　同时，传统基金会的一些重要建议并没有被特朗普采纳。例如，传统基金会关于削减大多数美国人社保和福利的主张，没有得到特朗普认同。特朗普的支持群体主要是老人，他不敢得罪这一群体。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未推动提高退休年龄或削减福利金的立法/行政措施。特朗普是民粹主义者，注重迎合选民情绪以获得选票，而传统基金会则坚持财政可持续性的保守原则。此外，“2025计划”呼吁削弱劳工组织，赋予各州取缔工会的权限。这些建议目前尚未在特朗普政府议程中凸显。更重要的是，传统基金会建议推动国会立法拆分国土安全部，设立一个独立的内阁级“边境和移民安全机构”。但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并未宣布类似的部门重组计划。最后，“2025计划”建议逐步削减国防开支，但特朗普坚决要求大力增加军费开支。

　　特朗普的特点是多变、嬗变，他的幕僚也无法把握他的偏好。在一些领域，他可能突然转向，不按照智库预设的方案行事（比如在外交上对某国态度会骤然改变）。正因如此，即便传统基金会提供了详尽的执政蓝图，也无法确保特朗普会逐项落实。可见，仅凭研读传统基金会的报告和文章，难以有效预测特朗普的政策走向。

　　在外交与国家安全领域，传统基金会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更为明显。作为老牌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长期主张美国应凭借强大军事实力维护自身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从里根时代对抗苏联，到小布什时期推进“民主浪潮”，基金会的立场一贯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强调强化军备、坚定支持盟友，必要时通过对外干预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目前该机构大多数研究人员的文章仍持这种观点。

　　2007年11月1日，乔治·W·布什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图源：白宫网站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与传统基金会的理念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更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和交易型外交，对传统的联盟义务和价值观输出缺乏热情。对于他国的冲突和人权议题，特朗普兴趣寥寥，更关注能否直接给美国带来经济或政治利益。这种“孤立主义”倾向与传统基金会学者坚持的干涉主义思路产生碰撞。尤其在如何应对中俄等战略对手上，双方理念差距明显。

　　传统基金会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专家延续冷战后共和党主流立场，将中俄视为必须全面强力遏制的对手，主张巩固盟友阵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双线出击。例如，传统基金会多篇报告呼吁强化印太盟友合作，增加对售，以强硬手段威慑中国；对俄罗斯则主张援助乌克兰，反对任何绥靖式让步。

　　在这些问题上，大多数基金会研究人员对中俄是双线强硬。而特朗普本人对这种做法并不热衷。他在任时虽然对华发动了贸易战，但更多聚焦贸易逆差等经济议题，并未表现出意识形态对抗的使命感。他对乌克兰的冷淡态度更是众所周知。特朗普更感兴趣的是与各国领导人直接做交易、“一通电话解决问题”，而非系统推进复杂的地缘战略。

　　就对华政策而言，这种差异具体体现为对“干涉他国内政”问题的态度。传统基金会的专家往往抨击中国的政治体制，支持通过意识形态施压和利用国际组织孤立中国以促使其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新保守派的思路。而特朗普对此并不上心。他并不热衷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更倾向于把中国视作经济竞争者而非价值观上的敌人。这导致传统基金会发表的对华强硬声明与特朗普政府的实际举措并不同步。

　　例如，早在2019年特朗普发动对华关税战时，传统基金会贸易领域专家莱利·沃尔特斯（Riley Walters）撰文直言此举“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威胁”，认为贸易战弊大于利。同时，基金会的国家安全研究人员总是敦促政府更加全面地对抗中国，包括加强军事威慑和价值观施压。这种内部分歧反映出特朗普政策的双轨：一方面高举关税大棒，另一方面并未配套更广泛的对华战略，而传统基金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系统、更强硬的对华方针。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盟友和价值观的态度。传统基金会坚定支持以色列，在保守派内汇聚了大量亲以色列、反伊朗的声音。特朗普也支持以色列，但二者的理念基础并不相同。传统基金会等智库通常认为，美国应在中东保持存在，以防和伊朗势力坐大。但是特朗普奉行的是“速战速决然后撤出”的模式。在保守派战略圈看来，这背离了美国历来的中东政策。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对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不感兴趣，只对干预西半球事务有所执念。传统基金会为了迎合特朗普选民，开始建议美国政府逐渐减少对以色列的直接援助。

　　总的来说，传统基金会在外交安全观上的“底色”使其很难完全拥抱特朗普的外交路线。双方出发点的差异导致传统基金会虽然口头支持特朗普，但在具体外交议题上经常与政府不同调。未来双方在一些方向上恐怕还会暗自较劲——传统基金会内部的很多人依然活在里根时代的思维中。这种错位使得传统基金会对特朗普的某些举措要么选择沉默、无法提供理论支撑，要么发声后遭特朗普阵营忽视甚至批评。

　　经济政策领域同样体现了传统基金会与特朗普之间的理念冲突，其中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的争议尤为典型。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基金会始终坚定拥护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他们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也颇具影响力。该智库长期主张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认为自由贸易能带来繁荣，而贸易保护削弱美国经济竞争力。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可以说直接受益于保守派内部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情绪的上涨。他反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承诺为蓝领阶层夺回制造业岗位。这与传统基金会多年坚持的自由贸易信条背道而驰。执政后，特朗普迅速兑现了强硬的贸易路线：对多个国家发动关税战，同时退出或重新谈判多边贸易协定。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基金会内部不少贸易经济学者对特朗普的做法持保留甚至反对态度。

　　2018-2019年，中美互征关税此起彼伏。传统基金会有人当时在文章中直言：“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既不好，也不易赢”，警告美中双方关税升级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文章作者引用数据指出，贸易不确定性已使美国GDP减少近0.8%，加征关税实质上是在给美国本土消费者和企业加税。这些论调与特朗普政府声称“关税由中国支付”“贸易战易于取胜”的乐观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导向经常会偏离传统基金会纯粹保守主义教条，当这类分歧出现时，传统基金会显得尴尬，但又不能与特朗普正面冲突。

　　不仅如此，传统基金会多年来将削减财政赤字、坚持财政保守视为经济主张的核心，但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联邦赤字却大幅攀升。减税叠加支出增长，使他任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近8万亿美元。这显然有悖传统基金会的财政保守理念。虽然特朗普口头上也强调削减浪费和改革福利项目，但在政治现实中并未控制支出。《》指出，特朗普几乎撕碎了传统基金会奉行已久的“小政府、低赤字”信条。基金会官员对此多有微词，却难以撼动特朗普的财政选择。毕竟，特朗普更看重经济增速和股市表现，对长期债务问题并不太在意。在这一点上，传统基金会与他也存在理念落差。

　　特朗普近日宣布提名传统基金会的首席经济学家EJ·安东尼（EJ Antoni）担任下一任劳工统计局局长。图源：彭博社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硅谷科技巨头的敌视也让传统基金会陷入两难境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痛批大型科技公司“审查保守派言论”，甚至扬言修改法律来惩罚社交媒体。然而，传统基金会过去与企业界关系密切，一直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包括干预科技公司的运作。2019年，塔克·卡尔森就曾点名批评传统基金会“已不再代表保守派利益”，因为该智库发布报告反对政府出手惩罚社交媒体公司删除帖子。卡尔森暗示基金会收受了科技公司的金钱（这一指控被基金会否认），但无论如何，这反映了在大型科技公司监管问题上，传统基金会的亲企业立场与特朗普民粹派的反精英情绪并不一致。为避免进一步受到攻击，传统基金会后来在批评科技巨头的问题上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以迎合保守基层的情绪。这种转变多少带有被“特朗普运动”裹挟的意味。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充满了交易色彩和短期利益导向。他倾向于通过关税、制裁等手段直接讨价还价，而不太顾及维护全球经济体系长期规则。这与传统基金会等建制派智库长期倡导的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理念背道而驰。传统基金会早年的核心支持者包括许多跨国企业和商界人士。特朗普第一任期时，这些人对其贸易战曾忧心忡忡。一些基金会背后的金主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和市场不确定性感到不安。尽管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前后传统基金会更加迎合特朗普阵营，但很多人身上仍保留着“全球主义精英”的特质，很少有人真心支持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为了跟上特朗普路线，传统基金会不得不调整某些立场，但内在的理念张力始终存在。这也导致传统基金会虽然宣称支持特朗普促进美国经济的目标，但在具体路径上往往只能吞下分歧的苦果——既不愿公开唱反调，又无法左右总统的决定。

　　作为智库，传统基金会主要依靠保守派捐助者和认同保守理念的公众支持；而特朗普的政治基础是广大的民粹主义选民群体，其中既有普通中下层选民，也夹杂着极右翼分子。这两个群体在一些议题上的态度和关注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南辕北辙。

　　传统基金会近年来几乎逢场必鼓吹对华强硬，视中国为美国头号战略威胁。这一点特朗普表面上也表示认同，他竞选和执政中都把“”作为动员点之一。然而，仔细分析特朗普支持者的心理会发现，他们反感中国更多是出于经济因素，而非意识形态或民族仇视。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已降至历史最低，但无论共和党还是选民，多数人都不希望美中对抗走向战争——避免军事冲突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

　　共和党选民虽然支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如限制高科技出口、提高关税等），但很多人的出发点在于维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和安全利益，而不是对中国人民怀有刻骨仇恨。他们关心的是贸易和经济竞争，而非意识形态敌意。从本质上说，特朗普基本盘对中国的态度是务实的：反对中国“占我们便宜”，但未必支持为了意识形态对抗投入巨额资源甚至兵戎相见。

　　相比之下，传统基金会由于自身智库定位，更倾向于从价值观和战略层面来描绘中国挑战。这种论调有时未必能引起特朗普草根选民的共鸣。对普通选民而言，口袋里的就业和薪资远比遥远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实际。事实上，特朗普的一些铁杆支持者曾在制造业或传统产业就业，他们痛恨中国贸易造成的工作流失，但无暇思考如何效仿里根时代的战略去“打败”对手。因此，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高谈“印太战略”和“价值同盟”时，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可能并不买账，甚至认为这些建制派精英脱离现实。可以说，传统基金会所代表的保守精英视角，与特朗普草根民粹视角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鸿沟。

　　传统基金会一贯与美国的亲以色列阵营关系密切，其资助者中不乏犹太裔商界人士或福音派基督徒等亲以力量。基金会大力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的立场，反对伊朗和，这在美国主流保守派中几乎是共识。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光谱中却夹杂着一些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反犹阴谋论的沉渣泛起。2017年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中，者公然喊出“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的口号，暴露出新极右群体的反犹情绪。

　　特朗普在那次事件后暧昧不清的回应（称人群中“有不少好人”）引发巨大争议，也令主流保守派颇为尴尬。虽然不能断言特朗普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有反犹倾向，但不可否认，阴谋论和白人民族主义在特朗普的基层支持者中确实有市场，比如热衷于将乔治·索罗斯等犹太富豪描绘成“操纵全球的黑手”。这种带有反犹色彩的言论，与传统基金会力图争取的亲以色列捐助者格格不入。

　　更微妙的是，传统基金会在筹款等方面需要维持体面的公共形象，避免与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沾边。基金会高层和理事会成员包括各界保守派精英，他们无法容忍明目张胆的种族仇恨言行。而特朗普的一部分极端支持者对此并不在意，甚至以挑战“政治正确”为荣。例如，对于特朗普支持者中流传的某些极右翼阴谋论（如QAnon），传统基金会从未公开附和，反而发表报告批评反犹主义抬头并倡议加以应对。可以想见，传统基金会内部大多数研究员面对特朗普周围出现的这些极端现象时，内心充满忧虑和不安。他们担心过度迎合特朗普，会玷污智库长期积累的声誉，让主流社会视其为极端政治的附庸。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低收入、低学历的白人群体，崇尚对个人领袖的崇拜和忠诚。而传统基金会影响的对象主要是政策圈、知识界和中产保守阶层，看重的是专业性。两类群体的话语体系存在巨大差异。特朗普的支持者奉行一种“反精英、反专家”的直觉政治——作为民粹主义者，特朗普的基本策略就是选民爱听什么他就说什么。

　　传统基金会赖以生存的是专家研究和政策建议，但特朗普的粉丝可能更相信他们心目中领袖的直觉判断而非专家的数据。当特朗普公开贬低专业见解时，传统基金会的处境就变得极为尴尬：它既要附和总统的大方向，又不愿放弃自己作为专家智库的价值。这对基金会的研究人员而言形成两难——迎合反智倾向有损学术诚信，不迎合又显得与特朗普的基本盘脱节。

　　归根结底，传统基金会和特朗普所代表的两个群体在文化认同和思维方式上存在深刻错位：一方注重保守理念体系的延续，另一方强调对个人领袖意志的忠诚至上。这种错位使传统基金会即便站在特朗普一边，也难以真正融入他的运动。当基金会试图讨好特朗普的基本盘时，往往吃力不讨好；而当特朗普迎合基层的举动逾越了传统保守底线，基金会又只能选择沉默或含蓄批评。长此以往，传统基金会的身份定位愈发尴尬，在夹缝中左右为难。

　　传统基金会并非特朗普的“御用智库”。特朗普时代智库的生存法则已经改变：个人崇拜和民粹动员让传统精英智囊黯然失色。美国传统基金会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场单相思：智库方面殷勤地示好迎合，而特朗普却始终我行我素，并未将其视作真正的智囊核心。这一现象折射出特朗普时代美国政策智库所面临的困境与转型。

　　首先，特朗普本人对智库和专家咨询缺乏信任，这决定了传统基金会无论怎样表忠心，都难以成为他的“军师”。

　　特朗普自诩“什么都懂”，坚信“专家很糟糕”。在他的决策模式中，小圈子的忠诚和领袖的直觉远比智库报告来得可靠。他宁可深夜观看几个自己喜欢的电视主播节目，或听取亲信一面之词，也不会花时间细读厚重的政策报告。他甚至连白宫总统每日简报都不看，又怎么可能耐心读智库的政策建议，何况其中还有不少刺耳的内容。这使得传统基金会等建制派智库在特朗普手下失去了用武之地。

　　为了取悦这位特立独行的总统，基金会在若干核心理念上自我矮化甚至背离初衷。例如，基金会附和了各种阴谋论说法，甚至炮制出一套“全美选举舞弊数据库”。这些转变短期内也许换来了与特朗普阵营的关系，但却让传统基金会在更广泛的战略与学术圈声誉受损。可以说，传统基金会越是一味讨好特朗普，其作为智库的公信力就流失得越多。而到头来，特朗普可能仍然不领情，研究人员不可能为此冒政治风险。

　　2017年，特朗普在传统基金会年度总统俱乐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图源：

　　挺特朗普的保守派另起炉灶，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等；而反特朗普的保守派则集结到哈德逊研究所这样的平台下，形成对峙格局。传统基金会夹在中间，进退维谷。这个局面冷峻地讽刺了美国智库界昔日的荣光。

　　最后，我们看到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现象：那些坚决反对特朗普的人，反而能够自在地利用智库平台汇聚影响力；而那些试图紧跟特朗普步伐的智库，却往往迷失了自我、影响力下降。

　　哈德逊研究所之所以能成为共和党内“另类声音”的大本营，正因为它敢于接纳那些与特朗普切割的保守派，让他们提出有别于特朗普路线的战略主张。而传统基金会选择了讨好当权者这条路，短期内虽保住了政治相关性，长期却把自己置于被边缘化的风险之中。对于智库研究人员个人而言，一味迎合和颂扬特朗普的风险极高：他们不一定真能得到总统青睐（特朗普始终只信任少数心腹，对阿谀者并无感情），反而会在严肃的政策圈里落下见风使舵的名声，损害职业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