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会,金年会官网,金年会登录,金年会注册,金年会app下载,在线体育投注,电竞投注平台,真人游戏平台,金年会数字站2024 年春天，香港太平山顶的一处豪宅悄然挂上了中原地产的出售招牌。这栋建筑面积超 800 平方米、曾能将维多利亚港全景尽收眼底的别墅，主人正是曾经的中国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据中介透露，这栋 2010 年以约 1.2 亿港元购入的房产，如今挂牌价仅为 9000 万港元，即便降价 3000 万，看房的人仍寥寥无几。豪宅蒙尘待售的模样，像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 那个房地产企业靠 “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 就能躺着赚钱的狂飙年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谢幕。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房地产行业的 “坏消息” 接踵而至。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的女儿杨惠妍，将其名下一架价值约 2.7 亿美元的湾流 G650 私人飞机挂到国际二手飞机交易平台，据业内人士估算，这架 2019 年交付的飞机至少要折价 30% 才能找到买家；而融创中国的董事长孙宏斌，在 2024 年一季度的内部会议上坦言，公司当时仍有 387 亿元的到期债务未能偿还，其中包括 126 亿元的银行贷款和 261 亿元的供应链欠款。曾经在房地产行业叱咤风云的 “三巨头”，如今一个豪宅待售，一个变卖私产，一个深陷债务泥潭，牌桌上那些熟悉的名字，正一个个黯然离席。

　　曾作为民营经济标杆的万达集团，其创始人王健林因下属项目公司 1.86 亿元经济纠纷被限制高消费的消息，为中国经济的债务迷局再添注脚

　　这绝非偶然，而是一场迟来的市场 “出清”。过去二十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扩张：2003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仅为 7956 亿元，到 2021 年，这个数字飙升至 18.19 万亿元，涨幅超过 22 倍；全国平均房价从 2003 年的每平方米 2381 元，涨到 2021 年的每平方米 10139 元，翻了 4.2 倍。在这场狂欢中，房地产企业疯狂拿地，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搞建设，银行争相发放房贷，就连普通老百姓也把买房当成了 “稳赚不赔” 的投资。

　　但狂欢总有落幕时，当人口红利见顶、住房需求饱和，房价上涨的神话被打破，过去靠杠杆堆积起来的泡沫，终究要被市场无情戳破。如今的房企债务危机，不过是市场在清算过去二十年房地产狂飙突进欠下的 “历史账”。但真正难啃的骨头，才刚刚露出来 ——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路上最大的 “拦路虎”。

　　要理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必须从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说起。在这之前，中国实行的是 “财政包干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上缴中央固定的部分，剩下的都归自己支配。这种制度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不断下降 ——1993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 22%，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被严重削弱。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994 年，分税制改革正式实施，将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增值税 75% 归中央、25% 归地方，消费税全部归中央，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提升到 55.7%，但地方政府却陷入了 “钱少事多” 的困境 —— 教育、医疗、基建、社会保障等大部分民生支出都由地方政府承担，而收入却被大幅压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史无前例的商业模式 ——“土地财政” 横空出世。简单来说，就是地方政府通过 “征地 - 卖地 - 抵押 - 升值” 的闭环，把土地变成 “提款机”，这套玩法看似复杂，实则逻辑清晰，每一步都环环相扣：

　　根据《土地管理法》，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征收” 的方式，将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然后再通过 “招拍挂” 的方式出让给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给农民的征地补偿款往往远低于土地出让价。以东部某省会城市为例，2023 年该市征收郊区农村耕地的补偿标准为每亩 6 万元，而同年该区域的住宅用地出让价平均为每亩 800 万元，差价超过 130 倍。靠着这种 “低买高卖”，地方政府轻松掌握了大量 “原始资本”，仅 2023 年，全国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就达到了 5.98 万亿元，占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 86.7%，土地财政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拿到国有土地后，地方政府会通过 “招拍挂”（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而房地产企业为了争夺优质地块，往往会展开激烈竞价，最终的成交价往往远超底价。2016 年到 2021 年，是土地市场最疯狂的五年：2016 年，全国诞生了 340 宗 “地王”（单宗土地成交价超过 10 亿元），2017 年 “地王” 数量达到 475 宗，2018 年虽然有所降温，但仍有 366 宗。这些 “地王” 的背后，是地方政府不断攀升的土地出让收入 ——2021 年，全国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 8.71 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靠着卖地，地方政府快速回笼资金，不仅能弥补财政缺口，还能有足够的钱搞基建、建学校、修医院。

　　光靠卖地的钱还不够，地方政府还会把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打包成 “资产”，通过融资平台公司向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这些融资平台公司，大多是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表面上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实际上却承担着为地方政府融资的功能，被称为 “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比如，某省会城市的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就曾以未来 5 年的土地出让收入预期为抵押，向银行申请了 150 亿元的贷款，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这种 “以未来换现在” 的融资方式，让地方政府撬动了远超当期财政收入的资金 ——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有息债务规模超过 50 万亿元，是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2 倍。

　　拿到卖地和融资的钱后，地方政府会大规模投入基建：修马路、建地铁、盖公园、建产业园。这些基建项目不仅能改善城市面貌，还能显著提升周边土地的价值 —— 一条地铁线路开通，沿线的房价和地价往往会上涨 20%-30%；一个产业园建成，周边的工业用地价格可能翻倍。而土地升值后，地方政府又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地，获得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投入新的基建，形成 “基建 - 升值 - 卖地 - 再基建” 的闭环循环。这种模式，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短短二十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2003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 40.53%，2023 年达到了 66.15%，近 8 亿人从农村搬到了城市，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网。

　　但这套看似完美的闭环，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借的债务，大多没有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属于 “隐性债务”。这些隐性债务的偿还，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 一旦房价下跌，开发商拿地意愿下降，土地流拍增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就会锐减，偿还债务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2022 年，全国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3.3%，2023 年同比再降 19.4%，连续两年的大幅下滑，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瞬间暴露。就像多米诺骨牌，当房地产这个 “第一张牌” 倒下，土地财政 “第二张牌” 跟着倒，最后就会砸向地方政府这个 “最大的牌”。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资不抵债，可以申请破产清算，比如曾经的 “家电巨头” 国美、“手机王者” 金立，都在债务危机后走向了破产。但地方政府不一样，它不是普通的市场主体，而是承担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行政机构，背后连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根本 “不能倒”。具体来说，地方政府的 “不能倒”，主要源于三个层面的 “刚性依赖”：

　　地方政府的债务，大部分都压在银行系统身上。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超过 25 万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 18.7%；此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城投债），有近 60% 被商业银行持有。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银行系统就会产生巨额坏账 —— 按照 5% 的坏账率估算，仅融资平台贷款就会产生 1.25 万亿元的坏账，这相当于 2023 年全国商业银行净利润的 1.5 倍。一旦银行坏账率飙升，银行就会收紧信贷，不仅企业贷不到钱，老百姓的存款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胁，进而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坏账激增，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这个教训，中国绝对不能重蹈。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维持社会民生运转的 “粮草”。从教育来看，2023 年全国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达到 4.8 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5.2%，覆盖了全国 90% 以上的学校运营、教师工资发放和教育设施建设；从医疗来看，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达到 2.6 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2%，支撑着全国近万家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基本医疗保障的落实；从社会保障来看，地方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到 3.9 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2.3%，保障了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发放、失业人员的救助金发放和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如果地方政府财政崩溃，这些民生支出就会断供，教师工资发不出来，医院无法运营，养老金无法按时领取，整个社会的 “基本盘” 就会动摇。

　　地方政府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从社会治安来看，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支出达到 1.4 万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4.5%，支撑着全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正常运转，保障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基础设施来看，地方政府承担着城市供水、供电、供气、公交、地铁等公共服务的运营责任，这些服务一旦中断，城市就会陷入瘫痪；从就业来看，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产业、建设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 仅 2023 年，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就带动了超过 2000 万人就业。如果地方政府 “倒下”，不仅社会治安会失控，公共服务会中断，还会导致大量人员失业，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正是因为这三大 “刚性依赖”，地方政府 “不能倒”，也 “倒不起”。所以，当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凸显时，一系列 “救市” 措施应运而生：

　　2023 年，中央政府发行了 1.35 万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专门用于置换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帮助地方政府 “借新还旧”，缓解短期偿债压力；2024 年，中央又追加发行了 1 万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进一步扩大置换规模，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已累计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 2.1 万亿元，置换了超过 1.8 万亿元的隐性债务。

　　除了中央层面的支持，银行系统也被要求 “配合”：2023 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到期贷款进行 “展期”，最长展期期限可达 5 年；2024 年，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贷款进行 “债务重组”，调整还款计划，降低利率水平。据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已有超过 8000 亿元的融资平台贷款完成了展期或重组。

　　此外，地方政府还通过 “行政协调” 的方式，拖延市场出清：有些地方政府会召集当地的建筑企业、材料供应商开会，“暗示” 他们不要急于向融资平台索要欠款，承诺 “政府项目不会赖账”，让供应商继续垫资施工；有些地方政府则会出台政策，限制开发商降价卖房，防止房价下跌导致土地价值缩水，比如 2023 年，全国有超过 40 个城市出台了 “限跌令”，要求开发商卖房价格不得低于备案价的 85%。

　　这些 “救市” 措施，短期内确实起到了 “稳雷” 的作用 —— 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违约率仅为 0.3%，远低于企业债券的违约率。但从长期来看，这种 “输血式” 的救助，却在催生 “僵尸化” 现象：一些没有盈利能力的融资平台，靠着贷款展期和债务重组 “苟延残喘”，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却无法创造新的价值；一些本该被市场淘汰的房地产项目，靠着政府的 “限跌令” 和供应商的垫资继续建设，形成了大量的 “库存房”。

　　这种 “僵尸化”，正是日本 “失去三十年” 的核心原因 —— 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进行大规模救助，导致大量 “僵尸企业” 存在，资金无法流向有活力的产业，经济长期陷入停滞。中国如果继续走这条路，很可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靠 “输血” 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像一个重病患者，长期依赖呼吸机和输液无法恢复健康，只有靠自身的免疫力和器官功能的修复，才能真正康复。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真正的出路只有一条：刮骨疗毒，断臂求生，通过 “自救” 化解债务危机，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具体来看，地方政府的 “自救” 之路，主要包括四个方向：

　　地方政府手里握着大量的 “家底”—— 从国有企业的股权，到城市的基础设施，再到公共服务的经营权，这些资产大多处于 “沉睡” 状态，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现在，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 “家底” 摆上货架，通过出售、转让、出租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用于偿还债务。

　　2024 年 3 月，广西柳州市打响了 “卖资产” 的第一枪 —— 柳州市国资委将旗下的柳州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和柳州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负责自来水供应）各 15% 的股权，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最终以 24 亿元的价格成交。虽然这 24 亿元仅占两家公司净资产的 3.8%，但却为地方政府 “卖资产” 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据柳州市财政局透露，这笔资金将全部用于置换柳州城建集团的隐性债务，缓解了该集团 2024 年到期的 35 亿元债务压力。

　　柳州的尝试并非个例，现在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加入 “卖资产” 的行列，并且探索出了多种 “卖法”：

　　在国有企业股权出售方面，浙江舟山市在 2023 年将舟山海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49% 的股权以 18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招商局港口集团，这笔资金不仅用于偿还舟山港集团的 12 亿元债务，还剩下 6 亿元用于港口的智能化改造；福建武平县则在 2024 年将县属的武平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武平客家天沐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以 3.2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民营企业，这笔资金直接用于偿还武平县 2024 年到期的 2.8 亿元隐性债务，帮助武平县成为全国首个提前 4 年实现隐性债务清零的县。

　　在基础设施经营权拍卖方面，云南武定县在 2024 年 4 月，将县城内 2000 个公共停车位未来 20 年的经营权，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以 1.2 亿元的价格成交，买受方可以通过收取停车费获得收益；河南洛宁县则在 2024 年 5 月，将县城内所有户外广告位未来 15 年的经营权以 8600 万元的价格拍卖，这笔资金用于县城道路的翻新工程；贵州织金县更是 “打包出售”，将县城的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和公共交通线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专业的环境治理公司，一次性解决了织金县 1.9 亿元的到期债务。

　　在闲置资产处置方面，东部某省会城市在 2024 年上半年，将市中心的 3 处闲置办公楼和 2 处废弃的工厂用地，通过拍卖的方式以 9.8 亿元的价格成交，其中一处办公楼被改造为商业综合体，一处工厂用地被开发为人才公寓；西部某地级市则将下辖的 5 个偏远县区的闲置学校、医院房产，以打包租赁的方式，租给了教育培训机构和养老机构，每年获得租金收入 1200 万元，用于补充地方教育和医疗支出。这些案例表明，地方政府手中的 “家底” 并非 “死资产”，只要合理规划、科学处置，就能变成缓解债务压力的 “活资金”。

　　据财政部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地方政府已累计盘活存量资产超过 1.2 万亿元，其中通过出售、转让等方式回笼资金 6800 亿元，这些资金中 85% 以上都用于偿还隐性债务。但从整体来看，盘活资产的潜力仍未完全释放 —— 全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存量资产规模超过 100 万亿元，公共服务领域的存量资产规模超过 50 万亿元，即便只盘活其中的 5%，也能回笼 7.5 万亿元资金，足以覆盖 2024 年全国地方政府到期隐性债务的 80%。

　　除了直接 “卖资产”，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 “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 “混改”）的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运营，既解决资金问题，又提升运营效率。过去，地方政府的很多 “公家生意”，比如自来水供应、公交运营、地方银行等，都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往往存在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亏损严重等问题。通过混改，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社会资本入股，不仅能带来新鲜的资金，还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化的运营模式，让 “公家生意” 焕发新活力。

　　2024 年 4 月，山东省淄博市对当地的公交系统进行了混改试点：淄博市国资委将淄博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以 5.8 亿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两家民营企业 —— 一家是全国知名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另一家是专业的城市交通运营公司。混改后，新公司不仅投入 2 亿元更新了 300 辆新能源公交车，还优化了公交线路设计，推出了 “定制公交”“夜间公交” 等个性化服务，市民满意度从混改前的 72% 提升到了 91%，同时企业的运营成本下降了 18%，预计 2025 年就能实现盈利。而淄博市国资委拿到的 5.8 亿元股权转让款，全部用于偿还淄博城建集团的到期债务，缓解了该集团的资金压力。

　　在地方银行领域，混改的步伐也在加快。2024 年 5 月，河南省商丘市商业银行完成混改，引入了 3 家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共募集资金 12 亿元，其中 8 亿元用于补充银行资本金，4 亿元用于偿还商丘市财政局的隐性债务。混改后，商丘市商业银行优化了股权结构，完善了公司治理，不良贷款率从混改前的 4.5% 下降到了 2.8%，贷款投放规模同比增长了 23%，重点支持了当地的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项目。

　　不仅如此，混改还在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2024 年上半年，全国已有 28 个省市推出了混改项目清单，涉及国有企业超过 300 家，涵盖了能源、交通、医疗、教育、金融等多个领域，预计全年能通过混改募集资金超过 2000 亿元。财政部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底，要实现地方国有企业混改面超过 80%，公共服务领域混改面超过 60%，通过混改引入社会资本超过 5000 亿元，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提供有力支撑。

　　地方政府还需要通过 “节流”（缩表）的方式减少支出，从过去的 “投资型政府” 向 “服务型政府” 转型。过去，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搞 “大项目”“大基建”，盲目追求 GDP 增长，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现在，地方政府需要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裁冗员、压支出、减项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在 “裁冗员” 方面，多地已经开始行动。2024 年 3 月，河北省邢台市出台了《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精简人员方案》，明确要求市级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编制精简 15%，其中行政编制精简 10%，事业编制精简 20%，预计可减少财政支出 12 亿元。邢台市通过 “离岗创业”“提前退休”“转岗到企业” 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精简人员，确保改革平稳推进。截至 2024 年 6 月底，邢台市已完成人员精简任务的 80%，减少财政支出 8.5 亿元。

　　在 “压支出” 方面，各地纷纷出台 “过紧日子” 的政策。2024 年 4 月，四川省成都市发布了《市级财政支出压减方案》，要求市级各部门一般性支出压减 20%，“三公” 经费（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压减 30%，同时取消一批不必要的会议、培训、检查等活动，预计全年可压减财政支出 35 亿元。成都市还建立了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对所有财政支出项目进行绩效评估，低效、无效的支出项目一律取消，确保财政资金 “花在实处、用出效益”。

　　在 “减项目” 方面，地方政府开始清理 “僵尸项目” 和 “低效项目”。2024 年 5 月，湖南省长沙市对全市的政府投资项目进行了全面排查，共排查出 “僵尸项目”（已开工但长期停工、无法完工的项目）42 个，“低效项目”（投资回报率低于 2% 的项目）68 个，这些项目累计已投入资金 187 亿元。长沙市对这些项目进行分类处置：对有盘活可能的项目，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变更建设内容等方式继续推进；对没有盘活可能的项目，坚决停工清算，避免资金继续浪费。通过清理 “僵尸项目” 和 “低效项目”，长沙市预计可节省财政支出 65 亿元，其中 40 亿元用于偿还隐性债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4 年 6 月底，全国已有 31 个省市出台了 “缩表” 相关政策，累计精简人员超过 15 万人，压减财政支出超过 800 亿元，清理 “僵尸项目” 和 “低效项目” 超过 1200 个，节省财政支出超过 500 亿元。“缩表” 不仅能直接减少财政支出，缓解债务压力，还能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虽然地方政府的 “自救” 之路有很多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着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就像 “拦路虎”，让 “自救” 进程举步维艰。

　　最核心的难题，还是债务规模太大，远超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超过 60 万亿元，而 2023 年全国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 15.7 万亿元，隐性债务规模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8 倍。对于一些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情况更是严峻 —— 某中部省份的隐性债务规模是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5.8 倍，某西部省份的隐性债务规模甚至是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2 倍。

　　这么大的债务窟窿，仅靠 “卖资产”“混改”等方式很难完全填满。以某中部省份为例，该省 2024 年到期隐性债务为 1.2 万亿元，而通过盘活资产、混改、ABS 等方式预计能回笼资金仅为 8000 亿元，资金缺口高达 4000 亿元。为了填补资金缺口，该省不得不继续向银行贷款，导致债务规模越滚越大，陷入 “借新还旧” 的恶性循环。

　　地方政府手中的资产虽然多，但优质资产却很少，大部分资产要么 “好看不好用”，要么 “好用不值钱”，很难卖出好价钱。比如，很多地方的广场、博物馆、体育馆等公共设施，虽然建设成本高、外观气派，但却没有稳定的现金流，无法产生收益，投资者根本不愿意接手；一些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山区的高速公路、县城的产业园等，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人口流失严重，运营效益差，也很难吸引投资者。

　　2024 年 4 月，辽宁省本溪市满族自治县尝试拍卖县城内 2000 个公共停车位未来 20 年的经营权，起拍价 1.6 亿元，结果因为报名人数不足而流拍；2024 年 5 月，吉林省白山市尝试转让市内一家亏损的国有纺织厂，评估价 8000 万元，最终因为没有投资者报名而被迫取消。这些案例表明，地方政府的很多资产缺乏市场吸引力，“卖不动” 的问题十分突出。

　　处置国有资产、推进混改、精简人员等 “自救” 措施，都会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 “奶酪”，遭到他们的和反对。比如，在推进国有企业混改时，一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担心失去控制权，会通过各种方式阻挠混改；在精简人员时，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担心失去 “铁饭碗”，会消极抵抗；在处置国有资产时，一些与资产处置相关的部门和个人，担心失去灰色收入，会设置各种障碍。

　　2024 年 3 月，某东部城市在推进公交系统混改时，当地公交公司的管理层以 “维护职工利益” 为由，煽动职工罢工，导致混改工作被迫暂停；2024 年 5 月，某西部县城在精简机关人员时，一些老员工以 “工作年限长、贡献大” 为由，拒绝转岗或提前退休，导致人员精简工作进展缓慢。利益固化的问题，让 “自救” 措施很难顺利推进，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在 “自救” 过程中，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影响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比如，在出售公共服务领域的资产（如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厂）时，如果只追求短期利益，把资产卖给缺乏运营能力的投资者，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价格上涨、服务质量下降；在精简人员时，如果过度压缩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员编制（如教师、医生、警察），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024 年 2 月，某南部城市将市内的自来水公司股权转让给了一家民营企业，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将自来水价格提高了 30%，同时减少了水质检测频次，导致市民投诉量激增；2024 年 4 月，某北部县城在精简教育系统人员时，过度压缩教师编制，导致部分农村学校出现 “一个老师教多个班级” 的情况，教学质量大幅下降。这些问题表明，地方政府在 “自救” 的同时，必须兼顾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稳定性，不能 “顾此失彼”。

　　现在，中国经济的牌局已经进入深水区。房地产企业这些 “民营小弟” 陆续被市场出清，地方政府这个 “最大庄家” 独自面对堆积如山的债务。它既不能像许家印那样拍桌子走人，也不能靠吹更大的泡沫掩盖旧窟窿，面前只有两条清晰的路：

　　一条是继续 “输液续命”—— 靠中央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银行贷款展期、拖延市场出清等方式维持，虽然短期内不会爆发危机，但会导致 “僵尸化” 蔓延，资金无法流向有活力的产业，年轻人失去奋斗信心，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重蹈日本 “失去三十年” 的覆辙。

　　另一条是 “刮骨疗毒”—— 勇敢地推进资产盘活、混改、ABS、缩表等 “自救” 措施，忍受短期的阵痛（比如部分人员失业、部分项目停工、短期经济增速下滑），但能从根本上化解债务危机，优化经济结构，释放市场活力，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财政部已经给地方划定了 “时间表”—— 到 2028 年底，全国地方政府要基本完成隐性债务化解工作。目前，已有 82 个区县提前实现了隐性债务清零，这些 “先行者” 的经验证明，“刮骨疗毒” 虽然难，但并非不可行。

　　整个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最终的选择。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选择的见证者，也都是最终结果的受益者或承受者。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那个关键答案 ——我们到底会选择哪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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